海尔制、福田制、丰田制 管理模式比较

简观“企业”这一名词的发展历史，从16世纪的工场手工业开始，它便充斥着盈利、掠取、掌控这类激进式属性。人类社会不断向着文明迈进，封建制度的崩塌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加速，同样促成着企业形态的转变。尤其在伴随着蒸汽机轰鸣的工业革命来临之际，大机器的普及不仅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，同样也解放了我们对于工厂企业制度的思索。

虽然封建社会下的强取豪夺已然不再，但随着19世纪30年代工厂制的建立，大规模的集中劳动与管制成为了日后企业公司的共性。这种文明下的“暴力”树立起了一个个企业帝国，虽然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乏变革者，但大多仍停留在解决生产效率的问题上，自上而下的掌控未曾改变，自下而上的服从执行也没有改变。

福特制的运用让企业具备了大规模制造能力，也使得汽车从过去的奢侈品走向平价；更重要的是，福特关于生产工序串联的探索，同样推动了管理进入规模经济时代，大规模制造与集中分配的管控模式让企业变得愈发稳定。

福特制的流水线几乎是一种“滴水不漏”或者说“滴水不进”的串联模式，从生产方式上看，其强调的是分工有序、紧密衔接；从管理组织上看，福特制又是等级管理与强制性控制的典范。在福特制的影响下，20世纪初期的企业无一不拥有着强大的管控能力，追求着高效率的量产，以经济报酬激励着员工，而后在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中稳定有序发展。

福特制的范式虽然引领了一个时代，但过度机械化的流程管理与封闭组织让企业开始与时代相悖。且不说流水线下的企业只知生产而不知为谁生产的问题日益突出，单就堪称冰冷的管理方式就让员工与管理者之间产生了隔阂。

在这种时代背景下，以“精益生产”为核心的丰田制开始萌芽并日臻成熟。丰田制强调工人、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实施团队合作，各管理主体不再固守传统僵化的劳动分工，而是通过柔性制造随时随地解决“无库存生产方式”中出现的各种问题。与此同时，丰田制优化了福特制当中一些“感性”的元素，例如在分工有序的基础上鼓励个人单位产生价值，亦或是开始探索顾客在生产中的价值与作用。

但最重要的是，丰田制对于员工价值的变革是有里程碑意义的。随着威廉·大内的《Z理论》诞生，丰田制将员工由福特制的“经济人”进化为“社会人”。社会人最大的特点是在适应及履行自己社会角色的过程中，逐渐认识自我。为此，丰田制下的企业也开始考虑适当放权，以增强员工的参与度。

在这种模式下，丰田用“高福利+情感认同”让员工与企业间产生了一种依附关系。从历史上看，丰田制对于福特制的超前，有很大原因来源于日本封建时代武士与大名间的附属传统，这种传统造就了下层阶级对上层掌控者强大的精神依赖，也确实影响了现代企业在人的自我意识方面的探索。获得情感认同后的员工无疑为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，于是在丰田制时代，面对着高不确定性及超常规的市场竞争，丰田能够更快速地实现多品种大批量生产，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。

丰田制让日本的企业管理范式走向世界舞台，但这并不代表其就是无懈可击的。鲁思·本尼迪克特在《菊与刀》这本书中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日本人拥有一种极为特殊的矛盾性格，他们渴望获得认同并实现自我，但又善于循规蹈矩，安于被管控。这种矛盾其实深刻地反应在了丰田制当中，其虽然尝试激发员工自主性，但本质的诉求却是为了让员工更好的为企业工作。

丰田制对于人性的研究是积极的，但不是深刻的。丰田制并未改变福特科层制的本质，同时其对于市场的认知也仍是停留在企业为核心的基础上。于是在互联网时代，我们看到了太多的高福利企业江河日下，从柯达、诺基亚，到雅虎、微软。我想这种原因在于这类企业忽视了“人”的另一个属性，也就是用户价值。

在这个层面，海尔关于企业管理范式的探索展现其卓尔不群的一面。首先要说，在海尔创业过程中，“自杀重生”的状态是一直存在的，因此海尔制的探索，我倾向于定义为一个“向死而生”的过程。死并非是灭亡，而是意在实现全方位的颠覆，并获得新生。

生产、管理与人性价值的颠覆，也彻底改变了海尔的组织形态。其打破了科层制的束缚，进而成为无边际的平台组织，并吸引全球一流资源进入，最终构成了一个共创共赢的生态圈。其实海尔制的组织形态是最具有向死而生的意味，因为它正尝试终结企业的形态，并重生为一个“城市生态”；其追求的不是做百年老店，而是要生生不息。